當一個人被貼上“艾滋病”患者的標簽時，他的人生似乎就全完了。他可能會失去一切：失去所有的社會關系，失去工作機會，最終可能會失去生命。
不過，最近記者與兩個HIV攜帶者分別相處了一天，發現他們迎來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命運。
來自農村的小剛在被查出感染HIV之后，感覺“天都塌下來”了。后來自己染病的消息被父母得知后，原以為父母會擔心自己的身體，沒想到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劈頭蓋臉對他就是一頓臭罵，這背后是家人深深地恥辱感與憤怒，是他這個不爭氣的兒子丟了全家人的臉。
做完檢查后的第二年小剛第一次回到家鄉，結果被親戚們當怪物一樣嘲弄，父親更是用竹竿把自己痛打了一頓，連竹竿都碎成渣了。
小剛萬念俱灰，不知道未來該怎么活下去。在這之后，他再也沒有回過家，父母也從未打過電話。即便這樣，小剛的父母仍然想為了自己的面子逼迫他趕快結婚生子，這讓小剛完全無法接受，他不想再禍害別人。
但同樣感染HIV的松鼠哥則幸運的多。他說：對我來說，感染HIV不算是一件壞事。起初他并不想把這件事情告訴家里人，只想一個人扛下來。
沒想到他周圍的人都充滿了善意。感染后他第一個告訴的是房東，房東沒有歧視他，反而一個勁地開導他，還開車送他去醫院復查；在醫院他遇到了善解人意的醫生；朋友也沒有因此而疏遠他。
最讓他感動的是，媽媽和繼父在經歷最初的情緒崩塌后，反而給了他很多的理解和支持。他并沒有因此而自卑，反而努力地像正常人一樣生活，并且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更多的人。
其實，因為對艾滋病的過度污名化，以及艾滋病的高死亡率，會讓不了解的人產生過度的恐懼。
這種恐懼情緒的蔓延，不僅讓真正確診的患者生存空間被擠壓，還讓那些并未確診卻懷疑自己染上HIV的人在忐忑中備受煎熬。他們所遭受的心靈痛苦，可能并不亞于HIV攜帶者。
某成功商務人士C去外地出差，發現酒店房間門下塞進了一張小卡片。出于好奇，他加了卡片上的微信。結果沒有經受住誘惑，他那晚跟一個陌生的女性發生了性關系。
這次性體驗他感覺非常不好，一方面，作為朋友、妻子眼中的模范丈夫，居然做出這樣的事情，既感到羞恥，又有些內疚，另一方面，他總覺得這樣的性行為很臟，身體上也有些不舒服。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看到手機推送的有關艾滋病的消息，突然有些擔心，自己那一次的沖動行為會不會恐上了艾滋病？他立即預約了醫院的性病科，做了抗體檢測。檢查結果拿到的那一刻，他長抒了一口氣，謝天謝地是陰性，總算可以睡個安穩覺了。
晚上當妻子要求性生活時，他突然又心里一驚，這個檢測的準確率是98%以上，萬一自己是剩下的2%呢？不行，絕對不能。他找了個身體太累的理由給搪塞過去了。
第二天，他又換了一家醫院，檢測的結果仍是陰性。他覺得這下自己可以安心地去上班了。
可不知怎么的，每當他快忘記這件事時，就有大數據推送的信息跳了出來。估計是他前段時間經常上網搜索有關艾滋病的知識，被網絡記錄了下來。每次看到艾滋病這三個字，他的內心就會被擾動，就開始有各種擔心。
在那之后，他拒絕跟妻子過性生活，也很少去跟孩子親近，在單位也總覺得別人用異樣的眼光看著自己。這讓他壓力重重，焦慮不安。妻子甚至起了疑心，盤問他是否外面有人了，他感覺自己快撐不住了。
他能做的好像只剩下再去醫院檢查，再次聽到醫生跟他宣布“檢查結果是陰性，你沒事”。
恐艾也是病
其實，像C先生對艾滋病的恐懼已經達到了病態的程度，他不斷地去醫院檢查，不斷地確認，讓自己長時間處在一種高度焦慮中，這已經影響到了他的正常生活，可能進一步會影響到他的社會功能，比如盡量減少與人接觸，害怕上班，直至完全將自我封閉起來。
恐艾其實與臨床上的焦慮癥、疑病癥、強迫癥等疾病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首先，他總是害怕傳染給家人，將災難擴大化，想像未來自己會多么凄慘，可能會被親人拋棄，前途一片灰暗，這些沒有發生的事情讓他極其焦慮。
其次，經過多次檢查，雖然結果是陰性，但是他總能找到其中的漏洞，他總能找到那個“萬一”，也就是內心的懷疑始終無法打消。
這就像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不知什么時候會落下。一旦遇到有關艾滋病信息的侵襲，就會再次勾起他的懷疑。
另外，因為不斷重復檢測，確認，再次懷疑，周而復始，讓他感到極其痛苦。在理智上他也會認為醫生說的很對，肯定沒有問題，不應該有這樣的想法，自己應該開始正常的生活了，可另一方面，他又無法控制住自己不去猜疑，不去做檢查。
強迫與反強迫兩股力量就這樣不斷交替，讓他無法自拔。
所以，假如像C先生這樣有了上面的困擾，已經影響到了他的正常生活，可能就需要去尋求專業的心理服務了。
恐艾形成的因素
1、社會文化因素
據統計，艾滋病是死亡率位居第一的傳染病，而且至少三分之一的感染者無法獲得拯救生命的治療。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近32萬青少年兒童感染艾滋病，其中有11萬死亡。也就是大約每100秒就有一名20歲以下的青少年感染HIV。
高死亡率，低齡化，再加上性獲得更加容易，讓染病與死亡的機率都大大增加。
同時，因為艾滋病病毒主要是通過性傳播，這會激活文化中對性的羞恥感，以及人們的死亡焦慮，這直接導致了人們談“艾”色變。
2、家庭環境因素
其實大多數有過無保護性行為的人并不會出現恐艾的情況，每個人對此的反應不同，最關鍵的還是他們家庭養育環境的不同。
通常在家族中有過精神障礙的家庭成員，可能會是恐懼焦慮的易感人群。
另外，假如父母在早年的養育過程中，沒有給孩子足夠的滿足，孩子未跟父母形成安全的依戀，或者父母總是告訴孩子“外面的世界是充滿危險的”，孩子就很難建立起對他人以及對世界的安全感。某個生活事件，也就可能成為了安全感崩塌的誘因。
當然，假如父母自身的安全感不足，也會把自己的焦慮投射給孩子，他們會對孩子有諸多的限制，孩子害怕去探索未知的領域，而未知的部分越多，也就越恐懼。
3、行為因素
艾滋病大多數是通過性行為進行傳播的，而在當今的互聯網時代，性的獲得變得更容易，但婚姻的成本卻越來越高，與多個性伴侶發生關系的行為也有所增加，這會讓染病的機率大大增加。
擺脫艾滋病恐懼，讓每個人都能在陽光下有尊嚴地活著
無知會放大恐懼。就像新冠病毒一樣，當我們掌握了它的病理，對它有更科學的認識，就會更有掌控感，那么，恐慌的極別就會降低。
每年的艾滋病日，把大眾的目光重新聚焦到這個疾病本身，也是一次向全民科普的機會。
當我們近距離接觸這些人時，當我們可以嘗試去看見每個生命背后的痛苦與掙扎時，我們也許能更接納包容這個群體。
他們只不過是得了一種強度不高的傳染病而已，他們其實也是弱勢群體，也想有尊嚴地活著。一個寬容的社會，是讓弱勢群體活得有尊嚴。
當然，除了全社會的包容之外，艾滋病或者恐艾人群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匿名自助群體，類似于美國的戒酒互助協會，在群體里獲得更多的支持與鼓勵。
這樣，一方面可以去積極地治療，一方面也可以嘗試去為社會做些貢獻，讓自己的人生更有價值。
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讓尊重與包容，從我們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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