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的檢查出現在很多疾病中，D-二聚體增高提示了與體內各種原因引起的血栓性疾病相D-二聚體關。同時也說明了纖溶活性的增強； 臨床上常見于彌慢性血管內凝血（DIC）、深靜脈血栓（DVT）、肺栓塞（PE）、急性心肌梗塞、腦梗塞、惡性腫瘤、卵巢癌、肺癌、敗血癥、肝病 、妊高征孕婦、先兆子癇、燒傷、外科手術、創傷和膿毒血癥等均可使D-二聚體升高，但是D-二聚體檢測的升高并不能說明血栓形成的原因及位置 ，必須結合臨床和其他檢測分析結果。
那么D-二聚體到底跟哪些疾病相關呢？
一、D-二聚體與妊娠、先兆子癇、窒息
1、妊娠、先兆子癇
Trafatter報告204例先兆子癇婦女中79例D-二聚體增高，而88例正常孕婦全正常。該指標對妊高征患者高凝狀態的診斷、療效觀察及預后判 斷有重要意義。D-D檢測排除妊娠VTE:隨著妊娠期的發展，孕婦的D-D值隨之逐漸升高，可高至基礎值的3~4倍。若妊娠期發生VTE，干擾D-D排除VTE 的有效性。若D-D結果陰性，仍有排除VTE的價值。
2、D-二聚體和新生兒窒息檢測關系
國內張海英等在一項研究中發現窒息組臍血D-二聚體值明顯高于正常對照組(P<0.01）。而重度窒息組臍血D-二聚體值較輕度窒息組升高更 為顯著（P<0.01）。
二、D-二聚體與心腦血管疾病
1、D-二聚體和心梗的關系
國內于軍等在一項臨床研究中發現D-二聚體含量在急性心梗（AcutemyocardiainfarctionAMI）患者中較正常組明顯升高（P<0.01）。使用 尿激溶栓后、心梗組48h后D-二聚體含量均較前下降。
RidkerPM等人的一項研究發現：D-二聚體和缺血性心肌病密切相關，后者的發生率隨著D-二聚體濃度的升高而增加（P<0.01）。升高的D-二 聚體預示著未來有較高的心梗的風險，但不是一個獨立的的預測因子。
2、D-二聚體和腦梗的關系
Berge等在一項研究中發現：D-二聚體的水平和腦梗的程度線性相關，不管是在入院時還是在出院后，都可以用來判斷腦梗患者的預后。 FattoriB等發現在單側的前庭癱瘓中D-二聚體也升高。國內劉強等的研究發現，血漿D-二聚體水平高的患者，再次發作腦梗的幾率也相對較高。
3、D-二聚體和深靜脈血栓中的應用
D-二聚體在深靜脈血栓（DeepvenousthrombosisDVT）中總的診斷價值和在PE中的診斷價值類似：陰性的D-二聚體可以基本排除DVT形成的可 能；陽性的結果意義不大（特異性不夠強，很多疾病可以引起D-二聚體的升高）。D-二聚體在DVT診斷中的敏感性為95%，特異性為40%，陽性預測值 為48%，陰性預測值為95%。
JackHirsh等認為，陰性的D-二聚體可以排除深靜脈血栓的可能性。聯合應用靜脈超聲檢查安全有效，能夠大大減少有創的順行靜脈造影檢 查（曾被認為診斷深靜脈血栓的金標準）；BounameauxH等的研究證實單一的D-二聚體檢查就可以排除門診1/3懷疑為DVT病人，從而大大節約醫療費 用和時間。
4、D-二聚體和胸主夾層的關系
ThomasWeber在對有急性胸痛的病人作了一個前瞻性的研究，所有確診為胸主夾層的病人D都明顯升高，升高的程度和發病到實驗室檢查的時 間與夾層的大小相關，但和病人的預后沒有關系。
5、D-二聚體和DIC的關系
大量的臨床實踐證明，作為繼發性纖溶亢進的標志性物質，D-二聚體在DIC的診斷和病程監測上具有良好的應用價值。DIC是一種復雜的病理 生理過程和嚴重的獲得性、全身性血栓-出血綜合征。
其特點是體內凝血和抗凝機制失衡導致彌漫性小血管內血栓形成和繼發性纖溶亢進。在DIC形成早期即有D-二聚體升高，而且隨病程的發展 ，D-二聚體可持續升高達10倍以上。
因此，D-二聚體可作為DIC早期診斷和病程監測的主要指標。另外，D-二聚體與FDP同時測定，可大大提高其診斷效率。
三、D-二聚體與肺系疾病
D-二聚體和肺動脈高壓關系
D-二聚體檢測對于評估原發性肺動脈高壓病人有一定作用，有助于確定重癥高危患者。Shitrit等報告血漿D-二聚體水平與紐約心臟病學會 心功能分級（P=0.01）及肺動脈壓（P=0.03）呈正相關，與動脈血氧飽和度（P=0.03）及6分鐘行走距離（P=0.04）呈負相關。1年生存率也與血漿 D-二聚體水平呈負相關（P=0.004），血漿二聚體水平較高者預后較差。血漿D-二聚體水平與性別、年齡、肺一氧化碳彌散量及心臟指數無相關性。
四、D-二聚體與肝臟疾病
D-二聚體和肝臟疾病中檢測的關系
在肝臟疾病中，血漿D-二聚體的含量明顯增高，且與肝病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Wilder等測定59例急性和慢性肝病思者血漿D-二聚體，其中 48例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晉光榮等發現各型肝炎患者D-二聚體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這可能與抗凝系統受損有關。抗纖溶酶及AT—Ⅲ等由肝臟合成，肝病時其合成減 少，造成纖溶亢進，在纖溶酶激活下纖維蛋白和纖維蛋白原降解，其降解產物D-二聚體等明顯升高。
因此，D-二聚體的濃度可以作為一個判斷肝臟受損程度的標志。
五、D-二聚體與腎臟疾病
D-二聚體和腎病中檢測的關系
國內諸葛洪等在對47例兒童腎臟病患者及15例正常健康兒進行血漿D-二聚體和血FDP測定，并對15例腎病患兒在應用抗凝治療前后作動態檢 測。結果不同腎病患兒血D-二聚體值均高于正常幾組，其中以腎病組升高更為顯著（P<0.01）；15例腎病患兒動態檢測結果表明經過抗凝治療后血 D-二聚體值下降并接近正常。結果提示：在無臨床栓塞表現的兒童腎臟病，測定D-二聚體可間接預測高凝狀態存在，并可作抗凝藥物治療的依據和 預后估計。D-二聚體結果提示三組病兒的D-二聚體值均高于健康兒組（P<0.05）。
六、D-二聚體與免疫疾病
D-二聚體和系統性紅斑狼瘡關系
國內王福黨等的研究發現活動期SLE患者血漿D-二聚體明顯高于穩定期及健康對照組，穩定期D-二聚體顯下降，活動期患者隨著病情的好轉 和穩定，其血漿D-二聚體水平逐漸呈下降趨勢。可能與活動期患者處于高凝狀態和纖溶活化因而造成D-二聚體水平升高。提示D-二聚體可以判斷SLE 疾病活動性和臨床療效的指標。
七、D-二聚體和惡性腫瘤的關系
大量的文獻表明，腫瘤可以引起患者D-二聚體濃度升高，并且可以作為分期、預后等判斷標準。MasatoshiOya等在一項研究中發現，結直腸 癌患者的D-二聚體比良性疾病患者的明顯要高，術前的D-二聚體與腫瘤的病理結果和分期正相關。
術前D-二聚體水平高的患者的術后生存期明顯要比低的患者短。孔榮等對128例惡性腫瘤患者進行D-二聚體測定。結果發現：急性白血病組 、惡性淋巴瘤組、實體瘤組初發組分別較對照組明顯增高。有明顯差異（P<0.05），緩解期明顯低于初發期（P<0.05）；惡性淋巴瘤組隨分期不同 D-二聚體水平不同，實體瘤轉移組明顯高于未轉移組，相比差異有顯著性（P<0.01）。
OsamuTaguchi等將全部肺癌的病人按照所有患者D-二聚體的中間值150mg/ul分成兩組，高D-二聚體組的生存率比低D-二聚體組低，并且這種 預測因素排除了腫瘤分期、組織類型、腫瘤大小對生存期的影響。推測腫瘤患者中高凝血狀態是和組織因子依賴的外原性途徑和非組織因子相關的 腫瘤促凝作用有關。外原性途徑被認為是由宿主的單核細胞或者血管內皮細胞激活的。非組織因子相關的腫瘤促凝作用被認為是直接激活因子X。
尿激酶（Urokinaseplasminogenacticator）激活纖溶是腫瘤的另一個特征，腫瘤間質細胞分泌的u-PA由腫瘤細胞表面的u-PA受體結合，不 僅激活纖溶酶原，造成纖維蛋白降解；而且激活蛋白水解酶，引起腫瘤宿主界面的基質分解，造成腫瘤的轉移和侵襲。
八、D-二聚體和溶栓治療的檢測
D-二聚體可作為血栓性疾病溶栓治療的特異性監測指標。在溶栓治療中，D-二聚體含量變化一般有以下特點：
溶栓后D-二聚體含量在短期內明顯上升，而后逐漸下降，提示治療有效；
溶栓后D-二聚體含量持續升高或下降緩慢，提示溶栓藥物用量不足；
溶栓治療應持續到D-二聚體含量下降至正常范圍。
恢復正常的D-二聚體是停止溶栓的指征。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疾病的溶栓治療，D-二聚體峰值變化的時間有所不同。在急性心梗、腦梗溶栓 后1～6hD-二聚體達到峰值，24h降至溶栓治療前水平；而在DVT溶栓治療時，D-二聚體峰值常出現在24h或以后。
對于慢性期DVT患者，溶栓前D-二聚體含量高于正常，而溶栓后D-二聚體含量不升高，或迅速下降至正常范圍，說明此時僅有少量新鮮血栓 形成，大部分為機化的陳舊血栓，溶栓常不能收到滿意效果。另外，溶栓治療結束后，應定期觀察一段時間的D-二聚體的變化以防血栓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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